就事論事，要不是身處疫情之下，可能上述女子，不僅破財，而且還會失身。好在，她能臨危不亂，利用局勢之險，讓自己免受傷害。當然，這也再次實證一點，在“致命的恐懼”面前，劫匪也是渺小的。要不然，他怎會倉皇逃跑呢？

不過，反過來看，要不是他被“致命的恐懼”嚇跑，他可能面臨的罪孽更深，也就是在入室搶劫罪的基礎上，還會加上猥褻罪或強奸罪。總之，一句“武漢返鄉”，改變了案情的走向，也改變了兩個人的命運。不得不說，在混亂面前，“致命的恐懼”是恒久的力量。

坦白講，具體的案情發展，可能并不復雜。但是，當把案情置于疫情的大背景之下時，就會發現人的異化之處。從某種層面上而言，入室搶劫罪，入室猥褻罪（強奸罪）都沒有讓劫匪感到害怕，而疫情中的病毒，卻可以讓其倉皇逃跑。

這就說明，人在面對延遲性的恐懼或懲罰時，總是顯得反應遲鈍，或者有僥幸心理。而面對“致命的恐懼”（致命的病毒）時，就顯得瞬間怯弱起來。因為，搶劫的懲罰，猥褻（強奸）的懲罰，在劫匪看來，有逃生的可能性，起碼在一定程度上“不會致命”。

但是，被病毒感染，貌似就會帶來致命的可能性。起碼，從目前來看，在這場疫情中，被病毒致死的可能性是有的。所以，就這場戲劇性的搶劫案來講，本質上反應的是常人面對“致命病毒”的態度。并且，這其中的反映出的認知異化，是值得追問和玩味兒的。

人類對致命性病毒的恐懼，由來已久。典型的兩種致命性病毒恐懼癥：艾滋病恐懼癥，狂犬病恐懼癥。因為，就目前來講，這兩種病癥一旦進入發作期，被治愈的可能性很小。這導致，很多人如果發生高危性的暴露接觸，就會產生恐懼的心理。

因為，在致命和非致命上，很多時候就是“0和1”的關系。當然，對于新型冠狀病毒，這屬于階段性的致命病毒，因為，當疫情過去，它就不再令人恐懼。但是，處于疫情之下，它卻能讓人們產生一種“恐懼的氛圍”，也就是在避害的趨向上，人們是一致的。

甚至，人們對于它的認知是統一的。即便，很大程度上，多數人并不能從病理上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但是，不妨礙人們對它致命性的理解。所以，“武漢返鄉”就成為一種“疫情黑話”，關鍵時候，能成為救命的稻草。但是，“武漢返鄉”本身還沒有說到根上，相對來講，也是一種模糊性的表達。

畢竟，病毒是可惡的，武漢人是無辜的。但是，從人們面對“武漢人”的態度上來看，不少人還是相對非理智的。甚至，只要提到“武漢人”就覺得要遠離，根本不關心他（她）到底有沒有被感染病毒。事實上，我們要知道，即便在武漢，絕大多數人還是健康的。

可惜的是，人們對于事情的看待，永遠是從宏觀到微觀。這導致，微觀層面的禍患，最終會被宏觀化，具體化。就比如人們對艾滋病患者的偏見，主要是從傳播途徑上形成的。這導致，一旦被感染，道德的人設就會崩塌。

只是，不見得所有的艾滋病患者，都是因為性接觸而被感染的。但是，主流的認知，才不會聽具體的解釋。由此，理解“武漢返鄉”這種黑話的威力，自然就更為容易一些。但本質上，這依舊是群體性恐懼的一種延續，而非是理性認知的延續。

不得不承認，“致命的恐懼本身”，一半緣于理性，一半緣于非理性。要知道，生老病死，這是真實世界的面目。甚至，比起病毒的致命，交通肇事的致命更加觸目驚心。但是，人們更偏向于將病毒的致命放大，總覺得被摸不著，看不到的病毒“殺死”，有些無法直面。

當然，我們也要清楚一點，交通肇事來講，相對是可預見性的。因為，只要堅持大前提（按照規則駕駛），就能很大程度上避免禍患。但是，對于“致命的病毒”而言，因為，人類對其處于未知或半未知狀態，所以，就會有一種未知的恐懼存在。

所以，當人類徹底攻破艾滋病，狂犬病時，以及癌癥的密碼時，很多恐懼就能被釋懷。不過，人類與病患的斗爭，可能永遠不會結束。畢竟，人類在進化，病毒和疾患也在進化。而這就是生命的本來面目，也是大自然交替變幻的基本法則。

要知道，恐懼是會傳染的，它能把潛伏的偏見轉化為某種更危險的東西。所以，當人們知道狂犬病后，即便是被健康的狗抓傷，咬傷，也會趕緊去打針，甚至，聽說自己居住的城市里有艾滋病患者，也會腦海里打轉：“會不會在商場遇見”，“會不會曾經用過同一酒店的馬桶”（即便，很清楚并不會被傳染）。

于此，也就能理解“硬核防疫”的出現。事實上，“硬核行為”本身就是一種面對恐懼的失措。在常態化的春節里，一切禮儀為重。但是，在疫情之下，人們除卻理性的防疫，更多是一種本能的防疫。記得，疫情之初，很多中老年人不戴口罩。但是，隨著疫情的發展，他（她）們比年輕人還著急戴口罩。

很多時候，不是理念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感受到“致命的恐懼”。但是，要注意的是，即便感受到恐懼，也要理性的恐懼。因為，對于“武漢返鄉”來講，它能在危急時刻成為救命稻草，也會在危難之間，讓武漢人更加孤獨。說到底，病毒沒有道德準則，可是人要有基本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