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中國青年報

關鍵詞：鄉村 班主任 職業倦怠 教師

3月13日，歐肇林和女兒馮芳帶著孩子們行走在山地間。她們是湘桂邊界深山里的江永縣桃川鎮大地坪村巖寺營小學的教師。這對母女在這所山區小學分別默默堅守了26年和22年。“我最大的愿望是把學校辦下去，讓孩子們在家門口讀好書。”馮芳說。

班主任在基層教育管理與學生成長中意義極其重要。2015年，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全國教育調研聯盟發布《全國基礎教育滿意度調查報告》稱，從全國總體來看，城區、鎮區和鄉村教師的滿意度指數依次降低。有研究表明，鄉村教師的職業倦怠中，班主任成為重災區，一半以上的班主任主觀上不愿意繼續從事班主任工作，且鄉鎮班主任的職業倦怠水平顯著高于縣城和市區班主任。

這些現象與筆者多年的田野調查是相吻合的。那么，鄉村教師為什么不愿當班主任呢？他們自己怎么看待這一現象呢？

去年5月，筆者在中部某省份的一所鄉村初中進行了為期半個月的蹲點，再加上以前的調研積累，嘗試回答這些問題。

班主任工作成“燙手山芋”

溪蔡中學，位于中部某省份康寧市（縣級市）的城鄉接合部。其所在的溪蔡鎮下轄15個行政村，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是當地商品糧重要產地之一。該鎮轄地還有另一所初中，即萍水中學，近年來因為學生規模銳減，現在與小學合并為九年一貫制學校，有在校生100多人。

為穩定初中學校生源，康寧市統一將六年級劃到初中學校管轄，因此當地初中為四年制。溪蔡中學也不例外。2014年，溪蔡中學在校生為460人。隨著中考均衡生源政策力度的加大，農村初中生源略有回升，2017年，溪蔡中學在校生為500人。目前，溪蔡中學共有教師30余人，絕大多數在35歲以上，均有大學學歷，第一學歷為中師者亦為在新世紀之前的老中師畢業生。

鄉村學校不時出現因為教師不愿擔任班主任而由校領導親自兼任班主任的現象，溪蔡中學亦是如此。該校現有11個班，但其中有4個班的班主任由校領導班子成員兼任——分管教學的副校長、工會主席、政教處主任和電教站站長。除了校務分工和兼職班主任工作，他們4人還要承擔相當的教學工作量——每周8到10節課，其余班主任和教師的教學工作量為每周13節左右。

國家相關政策規定，擔任班主任工作會有少許補貼。在筆者的田野調查中，溪蔡中學的一些教師也認為，班主任崗位“很鍛煉管理能力”“可以把自己的設想付諸實施”“相對科任教師來說在學生與家長心中更具地位”。

可現實中，班主任崗位卻成了“燙手山芋”。

經濟收入成了參照系

蹲點調研的第一天，剛見面，溪蔡中學校長黃放就讓筆者幫助思考職業倦怠問題。筆者反問，教師為什么會職業倦怠？黃校長認為，是參照系的原因。以前除了財政撥款，沒有別的經濟來源。所有的教師都在一個起跑線上，沒有攀比，也都能認真工作。但是現在不一樣了：教師的收入來源中，財政撥款這部分差別不大，甚至對在鄉村任教的教師還略有傾斜。但是，與城區教師比，鄉村教師的收入渠道過于單一。

“這里的教師，基本上只有死工資，以前一個月兩三千元，年終時的獎勵就兩三千元。作為校長，去年我每月的工資不到4000元，今年4月起借普調的機會才漲到5000元多一點。而城里的教師基本不靠工資吃飯。比如，我的同學、在市里教書的同行，他們招托管生，租個‘三室兩廳’，就可以招10多個學生，每個學生每月收1700元，雇個煮飯搞衛生的阿姨，每個學生所花費的成本也就四五百元，這樣一年下來托管就能收入一二十萬元。在他們眼里，正常的工作就成副業了。”

教師雖然工作在鄉村，但同時也生活在職業圈中，在與城區教師同行、分配到不同學校任教的老同學的比較中，發現原本相差不大的收入水平如今發生了巨變，而且這些參照對象中不乏過去與自己在教學水平、求學時的學業成績都相差不大者，心理落差油然而生，并進一步導致職業倦怠，失去了職業的意義感。

實際上，在同一個學校中，作為班主任，因為管教學生的原因，花費的時間和精力自然要超過別的科任老師，而補貼卻又微乎其微。如果不當班主任，不僅更省心，還可以搞些副業（兼職）貼補家用。

收入落差不僅在同行中產生，還在與社區居民的比較中產生。筆者2014年第一次到該市調研時，當地教育局領導也表示，鄉村中學班主任大多都不敢去家訪了，因為與那些打工返鄉的家長聊起收入時，極易受到打擊：“他們打工的，一個人一年隨便能賺七八萬元，夫婦倆加在一起就十五六萬元了，一年下來可以買輛車，兩年下來就能在城里買房。對教師來說，這是不可想象的。”

管理制度導致設計缺陷

與鄉村小學比，鄉村初中教師的職業倦怠更嚴重。溪蔡中學工會的蔡主席以該校為例，因六年級并入到初中學段，一些小學教師調到學校后，頭兩年表現得還好，兩年后就開始斤斤計較。蔡主席分析，看上去是因為學校文化不同，其實在農村，小學教師與初中教師在職業積極性上存在較大差異。

一般來說，鄉村小學教師不多，即使村完小、中心校也就一二十人。重要的是，鄉村小學由中心小學校長負責，實行分片考核與管理。如果教師表現不好，校長可以對教師崗位進行調動，比如，調到邊遠的地方，這樣教師就有壓力，要積極工作，否則會被淘汰。

而鄉村初中的校長權限則要小很多，他們管不了人——如果沒有硬性錯誤，鄉村初中校長無權讓教師轉崗，更無權讓教師下崗。在經濟分配上，學校都是陽光工資，可以再分配的空間非常小。教師又沒有上升與退出機制。就好比大鍋飯，教師沒有生產積極性。

如此看來，管理制度的設計缺陷導致了鄉村初中教師崗位成了鐵飯碗，因而產生職業倦怠。

“連當教師的積極性都不高，更不要說當班主任了！”蔡主席說，愿意擔任班主任工作的教師屬于比較有奉獻和犧牲精神的。

在該校，教師的業務能力都不是問題，工作積極性與教師的崗位調動、職稱評聘、較大的收入分配等切身利益相關。“從我們這里調到城區的教師有二三十個，進城之前也成績平平。可是，適者生存，你必須認真地教。鄉下老師進城，變成了教學名師，就有家長要把孩子擠到你班上來，你補課的生源就來了，經濟收入就大大提高了。”蔡主席說。

鄉村教育衰敗打消教育激情

鄉村教師的社會地位、法定利益、職業權益、福利待遇、發展空間等方面均低于城區教師。為改變這種不良局面，包括以教師為代表的知識精英、以公務員為代表的政治精英、以致富農民（打工經商者）為代表的經濟精英等一批批鄉村精英通過買房、就業等向城區流動。鄉村精英的上移，自然導致鄉村精英文化的稀釋。鄉村教育繼續在為城區教育輸血。這種輸血表現為一是師資的輸血，一是生源的輸血。

甘校長高中畢業后一直在鄉村從教，至今40余年。甘校長眼睜睜地看著萍水中學這所原本有1000多名學生、師資整齊又質量好的初中走向衰落。當時，萍水中學只有一名化學教師，因為教書好被市里注意到了，一紙調令下來，直接調走。“不僅如此，市里甚至不考慮給學校補充一名化學教師。化學課怎么上？現在，學校的生物、音樂、體育、美術教師，全被挖走了，只好讓別的教師來兼任。”甘校長本是教語文的，現在兼任生物教師，“我們自己都不懂，還需要別人來教，能教好學生嗎？”

筆者在調研中發現一個現象：導致鄉村學校生源流失的往往并非是輟學，而是遷到城區學校去就讀，小學、初中皆然。“下半年又要走掉兩個學生。走的學生往往是好學生，家長覺得孩子成績不錯，能看到希望，就會想辦法到城里買個學區房。”

據一位與當地派出所熟悉的教師透露，該鎮每年有適齡兒童800人左右，4年下來就有3000多人。可該校六到九年級學生規模總共才500人，即使不算該鎮另一所初中的100多名學生，也還有2000多名初中階段學生到父母務工城市或本市城區學校就讀。即便是在校的學生，每年也有轉學到城區學校的。

2014年，時任溪蔡中學法制副校長的梁警官說：“在這里，家長就是把學校當保姆，不要出事就好了。雖然孩子也不會讀書，但放到社會上去，就要成為混混兒。現在孩子這個年紀就出去打工也不現實，等學校幫他們把孩子帶大一點兒，孩子就出去打工了。”

當地不少居民因為學校具備看護功能才送子女入學，而不是把它作為社會上升的通道。

教師成了高危行業

黃老師是康寧市化學學科帶頭人。他說：“現在的鄉村教育真不好搞嘞：一是學生打不得，罵不得，你一打一罵，家長就找到學校里來；二是家長看不起老師，不像以前還有些尊師重教，我們的收入低得都不好意思說；三是家長不重視教育，尤其是農村家長。”

丁老師是六一班班主任，也是一位有責任心的教師。在他看來，“現在的教師是高危行業”，并以網絡熱炒的茂縣教育局處罰夏老師事件為例論證他的觀點。

“會懲戒學生的教師是認真負責的，否則才不會管你學好學壞呢。這位教師只是在懲罰方式的運用上不是很好而已。現在只要有家長來告教師，哪怕教師有理也要受懲罰。”

另一位班主任在旁邊不停地附和著：“現在大家教書沒有積極性，保平安不出事就行了。”

兼任六二班班主任的李副校長表示：“學生是不能體罰的，否則，上級紀委會來追查。我們也幫不了教師，因為上級明令禁止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黃放校長也在一次會議上告誡教師“要學會保護自己”。

電教站站長兼八一班班主任賀老師講起學校里的一件往事：一位班主任在管紀律時，拉了一下學生的耳垂。結果家長就“賴”上來了，死活要去醫院檢查。班主任一路上陪著小心，檢查結果啥問題也沒有，可教師還是要賠償醫療檢查費。后來家長又訛了幾次錢，說是孩子晚上通宵睡不著，損傷了神經系統，要求繼續賠償。

賀教師又講起自己的一件往事：“上一屆我帶的班，有名學生上課一直玩手機，我沒收了他的手機。這名學生什么也不說，直接玩失蹤，誰也聯系不上他。我與家長聯系，家長還指責我為什么要沒收手機。因為怕孩子尋短見，我趕緊報警，兩三天都提心吊膽的，就怕孩子有個三長兩短。3天后這名學生自己回來了，原來他是跑到市里去玩了。”

賀老師言談中心有余悸，最后總結：“教師真當不得，一不小心就要搭上自己一生的聲譽。”

本領恐慌不敢挑戰班主任崗位

不少教師出于能力恐慌而不敢挑戰班主任崗位，并明確表示駕馭不了這幫學生。

八一班英語教師方老師告訴筆者：“作為一個女教師，自己的威信不夠，在課堂上管學生都吃力，當班主任就更吃力，不具備男教師那樣的魄力來鎮住那些學生——他們太調皮了。”

方老師以自己前一天上課為例，教室最后一排的學生總是講話。方老師就走過去用小紙殼輕輕地敲了一下學生，提醒他不要再說話。結果學生就用當地的農村方言罵方老師。方老師非常難受，也不再理這名學生。“再下去，我也下不了臺”。

筆者認為，現實中也不能排除這種“崗位勝任力不足論”是教師不愿擔任班主任的一種托辭。而本領恐慌不僅體現在非班主任群體，同樣體現在班主任乃至學校領導層。

管理層表現出勵精圖治。黃放校長表示：“學校的聲譽已經不錯了，這幾年來各個級別的榮譽都拿過了，包括國家級榮譽”，同時又希望把工作做實，“真正提升學校的品質”。

黃放校長嘗試進行改革，如在制度上以獎代罰，增強職工工作積極性，“一年下來人均也有2000多元，全校得發十來萬元，這在康寧市鄉村中學里是少有的”，但“不見成效，感覺是丟到水里去了”。

蔡主席也希望改善教師管理政策，如希望中學教師也要在一定的區域內輪崗，三五年一輪，以提升管理層的權限，以改變領導層“要人沒人，要錢沒錢”的局面。

筆者認為，目前政策框架下，領導層對職業倦怠的大面積出現以及自身激勵失效而感嘆能力不足，其實是對自身管理能力不足的恐慌。

總體而言，班主任、教師和學校管理層，同屬轉型社會的鄉村教育者，雖然基于不同的立場，但都在面對新時代和特定空間時，有著相同的感受：“老師傅遇到了新問題。”

整體性思路是緩解職業倦怠的當務之急

班主任的工作壓力的確很大，勞動報酬較低，然而班主任和科任教師則大多認為“既然選擇了教師，就選擇了清貧”，他們將首要視角分別聚焦于管理制度、鄉村教育現狀、教師權力空間、崗位勝任力，而不是將學界的經濟收入這一“共識”置于歸因的首位。

職業倦怠的普遍性存在，是鄉村教育中的一大危機。然而當地人對此問題又普遍恐慌，表明危機中蘊含著轉機。筆者認為，緩解或破解包括鄉村初中班主任在內的教師職業倦怠問題，提出系統性、整體性的思路是當務之急，并建議：

農村初中位于鄉鎮或城鄉接合部而帶來的矛盾，這是政策決策與執行部門應當考慮的。基于此，基礎性的辦法是如何完善城鄉戰略，抑制進一步拉大的城鄉發展差距甚至縮小城鄉差距，從而實現教育資源分配、鄉村精英回流、優質生源回流，進而實現深層次的教育均衡發展。

就行動視角而言的本領恐慌以及情感枯竭恐慌問題，需要政府、學校與個人三方合力，尋找恐慌的癥結與內容所在，并提出治療性的處方性策略。如政府與學校提供有針對性的教師（包括班主任）培訓以提升教師能力、加強精神與物質相結合的鄉村教師激勵舉措、切實加強包括情感在內的教師健康管理與輔導。對于班主任個體，目前大多以管理者角色出現，而未來的根本之舉在于實現領導者的角色擔當與領導力的提升，作為教育者，不應自我擱淺，借助互聯網等全球化技術，突破城鄉接合部的結構限制，融入城鄉班主任精英群體共同成長，更應樹立終身學習觀，實現觀念轉型與能力轉型，等等。

（應訪談對象要求，文中所有的地名、人名均為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