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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學習不擅長，應付不了復雜的邏輯思維任務，這是否是一種性別歧視
2017-11-18 | 文章來源：女生學習不擅長，應付不了復雜的邏輯思維任務，這是否是一種性別歧視 | 分享到：
文章來源：搜狐教育網
自古女生的地位就受到歧視，她們不能讀書，不能參加科舉，在歷史的汪洋大海里，那些杰出的女性人物較于男性也是寥寥無幾，因為社會現在了她們的發展，沒想到在改革開放，男女平等的今天竟還有對于女生的偏見。
近日，著名文學理論家、教育家溫儒敏老師在某作文大賽啟動儀式上的發言，經《中青報》報道流出，在社會上一石激起千層浪。作為全國新行“部編本”教材的總主編，溫儒敏表示：“高考閱讀題的變化趨勢，那種思辨性，那么復雜，那種擴展，就是你想不到的，對女生特別不利！”因為“喜歡小清新”、“小文藝”、“小勵志”的女生，應對不了復雜的邏輯思辨任務。
至于高考題目設計本身是否存在性別偏向，社會上一直存在討論。近年最常見的聲音要么是高考側重數理化、重理輕文，不利于學不好理科的女生；要么是高考容量大、內容模式化、備考時間長，有利于勤奮刻苦，擅長死記硬背的女生，不利于聰明但好動貪玩的男生。溫儒敏的觀點如今又為這一話題貢獻了新鮮血液——語文也加盟到“女生學不好”的隊伍中。關于這一討論，在我看來有兩點值得再次強調：
其一，每個人生下來就受到家庭教育、社會期待、伙伴關系的影響，它們形塑我們，鼓勵或限制我們某方面能力的發展。目前以幾個月嬰兒為對象的性別氣質實驗仍然缺乏有效結果。因此，盡管不排除氣質、思維方法上存在先天性別差異的可能，但是在無法排除后天塑造的情況下討論這個問題，都是妄言。
其二，從高考的考試結果看，并不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官方統計顯示2016年，本科在校生中女生達53.44%，；而據艾瑞深機構統計，21世紀以來，高考女狀元也以超過52%的比例略勝于男狀元。高考表現上男女生并不顯著的差異很難說是考試本身帶來的。在校生的性別差異在博士階段才開始顯現（女生38.63%），而此時，就業、婚育等非教育因素已對女生的教育追求產生顯著影響。高考如果存在性別偏向，與其說體現在考試本身，不如說體現在考前和考后的相關環節。
溫儒敏在微博上為自己的言論辯解。
但我無意在這里加入對一人一事口誅筆伐的大軍，溫老師事后的反復澄清，雖更暴露出他缺乏反思的偏見，卻也表現出可與之溝通的敦厚誠懇。但我們顯然能夠意識到，這一事件絕不孤立：社會學家馮某、女德天后丁璇、模范富婆谷愛琳、婚戀教母ayawawa、國際導演馮小剛、當紅演員靳東、飯局達人小寬……近幾年公開的性別歧視言論、服從宣教，既不斷生產出新的輿論名人，又讓老面孔持續帶給我們新“驚喜”，加上新聞客戶端、微信公眾號每天孜孜不倦地推送諸如《背假包的女孩都很好追》、《旺夫女的八大特征》、《太美的女人老公不放心》……大眾媒體儼然已經成了性別歧視博覽會。考慮到我國女性社會勞動參與率（FLFPR）有所下降（參見歷年《中國勞動力市場報告》）、在《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排名10連跌，說當下性別平等面臨嚴峻挑戰，似乎不算危言聳聽。
像中國這樣背負傳統文化、經濟不夠發達的東方古國，性別不平等是再正常不過嗎？然而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現代中國曾為性別平等提供過非常有利，今天的女性仍然從中受益的物質、制度基礎，被溫儒敏說“對女生特別不利”的高考制度，正是其中之一。
1
當時只道是尋常：性別平等的物質條件
為什么要說物質、制度基礎？五四時期的女權運動在觀念上不可謂不先進：身體自主、婚戀自主、人格獨立……這些在今天仍舊有效的訴求就是當時的口號，且相對于1949年后，這一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參與者自發組織、自我動員，表現出更明顯的主體性。但是即便在民國教育已經獲得一定發展的30年代，受過教育、不是文盲的人口仍不到5%，而其中女學生又只占1/6（根據《申報》等報刊記載）；而參與就業、有家庭外收入的女性更不足1%。結果是，絕大部分女性，要么缺乏接觸平等思想的途徑，要么沒有經濟來源撐腰——就算有沖破藩籬的勇氣，也往往面臨“娜拉走后怎樣”的現實困境。
但1949年后，嚴酷的國際環境和社會生產要求呼喚更廣泛的生產參與；現代國家的建立呼喚走出家庭的新人——總之五十年代起，國家開始大力鼓勵女性參與社會勞動。農業上婦女參與分地、勞動記工分、工業上一次次招工潮，乃至之后的統包分配制度，都為婦女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尤其是進入重工業、技術行業等男性主導領域的機會。
盡管《女職工權益保護法》、《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很難完全落實；盡管每次用工收縮女職工都是首當其沖，但在家務勞動完全不被記入社會總生產（今天仍是這樣）的條件下，婦女參與社會勞動賺到的每一個工分、每一塊錢、每一張糧票都是給自己撐腰的底氣。在今天，中國女性勞動參加率雖不斷下跌，但仍遠超發達國家、保持世界領先。這不僅因為房價、物價的壓力要求雙職工家庭、雙份收入，也因為想讓已經走進社會廣闊天地中的人“回歸家庭”沒那么容易。
女性就業的有力助攻是社會福利的廣泛覆蓋。相信本文的讀者中仍有很多曾就讀于如今已大規模縮水、所有制變更的工廠、機關、農場附屬幼兒園、子弟校。當時只道是尋常，但如今回想起來，距離工作單位幾步之遙、上放學時間配合父母上下班時間、且教育資源相對平均，不要求課外補習的學校，對于家長，尤其是母親對事業的追求，是極其重要的后勤支援。即便在計劃生育還未實行的年代，忙碌的女醫生、女工程師仍然可以生育三五個孩子，這對于今天的我們，是難以想象的。
2
婦女解放與性別平等意識
回到教育制度上，1949年以來，婦女掃盲運動一直持續開展，即便在文革時期也沒有中斷。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以來，女童接受教育比例更是增長迅速。
另一方面不得不說的是，計劃生育制度客觀上極大促進了教育性別平等：在獨生子女家庭，即便是重男輕女的父母也不得不“把女孩當男孩養”，將有限的教育資源全部投入在她身上，將家庭希望寄托于她的“有出息”。而高考制度自1977年恢復之后，逐漸減少對出身、道德等因素的人為審查。盡管后來“一考定終身”的“分數論”因為過重負擔而廣受詬病。但在性別角度，能將那個帶有“英”、“珍”、“淑”、“玲”的名字封在裝訂線后，讓成績說話，無疑是極大的進步。誠然，仍然存在按性別提檔、美其名曰“平衡性別比例”的情況，但在大部分學校、大部分專業，錄取環節基本實現了性別平等。
計劃生育客觀上也促進了男女平權，圖為一張計劃生育宣傳海報。
乍看“高考改革不利于女生”事件，一位較少接觸互聯網的古稀老人，發表有些落后保守的觀點，非常正常、可以理解。然而仔細想想，出生于1946年的老先生正是成長在“婦女能頂半邊天”；女模范、女英雄遍地開花；婦女就業、政治參與運動如火如荼，甚至國家要求傳統男性優勢行業按比例招收女性的年代。電視互聯網乃至日常身邊，將性別歧視當作常識的在位者、前在位者們也大多“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整整一代人，可以如此順理成章、不留一絲痕跡地忘記現實對他們進行的性別平等教育，這是為什么？我到現在也不能夠完全明白。
一種存在的解釋是，在對經濟決定論思想的刻板理解下，五十年代以來的性別平等運動，和其他許多運動一樣，過于強調物質、制度上的平等，而疏于觀念建設。似乎經濟問題一旦解決，其他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因此，文化宣傳上下的工夫還遠遠不夠。尤其是，這一本質上由國家主導的解放運動，沒有也無意反思性別本質主義，沒有反思歧視性的性別話語并建立可與之抗衡的平等話語——女性地位上升了，但刻板的“女性氣質”仍然是貶低的對象，那些胸戴紅花、大放異彩的杰出女性只是被人為地“抬升”出了她們的自然性別。這使前一種上升也成了流沙上的城堡：其物質制度基礎一旦動搖，再美麗的樓閣也要土崩瓦解。
更何況，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觀念不改變，基層物質制度的落實也要打折扣。遇到阻力時，性別解放總得讓位于更“緊迫”的議題：因為男人抱怨“革命把我老婆革沒了”，《離婚法》在很多地區落實緩慢；因為家長抱怨“她不打工弟弟也上不起學”，女童輟學率總是居高不下。每每發生這樣的事情：一位積極的婦女代表、敬業的女教師、出色的女學者在國家鼓勵下成為了獨立自強的主體，可她們的丈夫卻不愿予以理解、支持——老電影《李雙雙》講的也是這樣的故事；甚至，她們放心地交給社會撫育的孩子，仍被培養成了驕橫自大的男子漢、怯懦無知的淑女。
凸顯女性主體性的老電影《李雙雙》。
3
好事都歸男孩嗎？
這一教訓至少讓我們明白，討論制度本身對誰有利不利這遠遠不夠，我們還要清算，那些觀念中的“女性氣質”，到底是什么來頭？前面提到，社會普遍認為，女生更為勤奮刻苦，喜歡下“苦工夫”、“笨工夫”，這在如今崇尚智力和創造力的社會當然不算溢美之詞，但對于升學總歸是優勢。教育學者孫云曉等著，2010年出版的暢銷書《拯救男孩》就是這一觀點的代表。此書認為，“在現在的學校，學習常常是一種模式化的智力活動，活潑好動的男孩身體被固定在座位上，天馬行空的精神世界更無處張揚”，使學校成了乖巧勤奮、“更能忍受”的女孩的天下，并因此呼吁開展素質教育，讓男孩獲得發展。
且不論“拯救男孩”這一命題本身有多可笑，亦不論乖巧勤奮的女孩是否生來如此。僅僅在五十多年前，關于性別和勤奮與否的關系，社會輿論還持有完全相反的觀念。公社集體大生產中，女社員總被懷疑嬌氣懶惰、積極性低。文藝作品鮮明地表現了這一印象：《小二黑結婚》中好逸惡勞的三仙姑、《鍛煉鍛煉》中溜奸耍滑、好吃懶做的“吃不飽“、“小腿疼”；《千萬不要忘記》中貪圖享受的丈母娘、《鐵木前傳》中賣弄聰明與風情的小滿兒……當女模范、女英雄刻畫著社會對女性的理想，這些“落后婦女群像”卻被認為描摹了女性的現實。而她們身邊的男性形象，則往往擁有那個時代的美德：勤勞、老實，像老黃牛一樣任勞任怨。這種觀點今天其實仍舊存在于像馮某一樣認為女生“讀研期間很少專心學問，混個文憑準備畢業”的人身上——只是不知道高考之前，因為天性勤奮而占盡便宜的女生，為何到高考之后就變得天性懶惰了呢？
《小二黑結婚》劇照
同樣的道理適用于“女生擅長文科，男生擅長理科”的觀點。現代化的客觀需求使得大部分時間，數理化都享有“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地位，只有1980年代文化熱中，文科，尤其是文學承蒙錯愛成為時代寵兒。而這一時期，高校中文系男生比例之高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詩壇文壇的弄潮兒大多為男生，而女生的文字能力則不被承認，大批女作家直到90年代文學退燒，才借商業出版獲得出頭之日。
事情往往如此——一項能力、一種氣質，如果被社會所鼓勵、贊揚，它就會被建構為男性的：智慧、勇敢、果斷、博學；而那些被時代拋于次要位置的能力和氣質則會落在女性頭上：忍耐、善良、敏感、多情。毫無疑問，稍微假以時日，這些觀念就會被社會培養成事實。因此女生和“小清新”、“小勵志”的關系，我們不好下定結論。只不過，筆者的高中時代還不算太遙遠，能記得我們班級里既不乏熱愛納蘭詞的男孩子，也大有專愛發議論的女同學，只不過老師給后者的評語，往往加上“文風有男子氣”而已。
4
當性別觀念和物質條件兩面夾擊
悲哀的是，在一篇豆腐塊文章里指出某種偏見的虛假再容易不過，可正是這些日積月累起來的虛假偏見，腐蝕著本來平等的制度，影響甚至決定著孩子們真實的生活。再舉一例，初中階段“女孩雖然前兩年學習好，但沒后勁；男孩開始貪玩，一懂事立刻就上來了”的說法相信大家并不陌生，這句被老師、家長、鄰里街坊有意無意一再重復的咒語，曾經是多少女孩懸在頭上的利劍，多少男孩肚里的安慰糖丸兒？
我看到微博上的討論，也回想起了自己初中時，因為成績好，整個初四，周圍有兩種聲音不絕于耳：“她學習這么好，肯定能考市狀元”、“小姑娘沒后勁，到了沖刺肯定完。”當我果然“應驗”了預言沒有考出第一，家長們幾乎是心滿意足地嘖嘴評論：“小姑娘果然不行”。
“小姑娘沒后勁”、“小姑娘理科不好就學文吧”、“小姑娘不適合搞競賽”。漫長的九年、十二年教育原本是場公平的賽跑，這些或古老、或新鮮、五花八門而又不負責任的偏見卻讓屬于女生的跑道變得荊棘叢生。而臨到報志愿的沖刺關頭，家庭和社會又“體貼”地勸她們不要加速：“小姑娘讀書不要離家太遠”、“小姑娘報志愿報穩一點”、“小姑娘選個輕松點的專業就好”。
經過高考，一只腳就踏入了社會的大門。如果說此前女生遇到的還只是觀念上的不平等，隨著畢業的臨近，社會為她安排的婚育任務擺在眼前，她將逐漸看見觀念的物質基礎：在空前飽和的就業市場上，很多當代社會的核心領域如信息科技、金融，以“要求全身心投入，不能因家庭分心”為理由拒絕向女性敞開大門；自由市場的逐利原則下企業盡可能縮減福利，圍繞孕產假的就業歧視層出不窮；很少的附屬托幼機構質量難以保障，多數家長不得不將孩子送往離家遙遠、上放學和上班時間沖突的幼兒園、小學；階層向下流動的焦慮迫使父母在家教、擇校、課外輔導上花費更大的精力……這一切的一切，都在拖累從中國到全世界的女性追求個人發展的腳步。2017年，《全球性別差異報告》的平等狀況數據首次出現世界性整體倒退，如果說微博上個別名人的言論是一片落葉，那么這或許就是背后的整個秋天。
社會正在慢慢發展，我們需要給予每一個人平等發展的權利。“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我們每個人都耳熟能詳，卻未必有很多人想過：如果一個社會中一半的人口都無法自由發展，這個社會將會失去什么。作為普通人，對全球氣候、對物質制度，我們或許做不了太多，但起碼對于無辜的孩子，屬于未來的一代，這個社會可以少一些偏見與傷害，多一分平等和尊重，讓他們，女孩和男孩們，可以在人生的最初十幾年，在自由的天地中，成長為健全的人。
自古女生的地位就受到歧視，她們不能讀書，不能參加科舉，在歷史的汪洋大海里，那些杰出的女性人物較于男性也是寥寥無幾，因為社會現在了她們的發展，沒想到在改革開放，男女平等的今天竟還有對于女生的偏見。
近日，著名文學理論家、教育家溫儒敏老師在某作文大賽啟動儀式上的發言，經《中青報》報道流出，在社會上一石激起千層浪。作為全國新行“部編本”教材的總主編，溫儒敏表示：“高考閱讀題的變化趨勢，那種思辨性，那么復雜，那種擴展，就是你想不到的，對女生特別不利！”因為“喜歡小清新”、“小文藝”、“小勵志”的女生，應對不了復雜的邏輯思辨任務。
至于高考題目設計本身是否存在性別偏向，社會上一直存在討論。近年最常見的聲音要么是高考側重數理化、重理輕文，不利于學不好理科的女生；要么是高考容量大、內容模式化、備考時間長，有利于勤奮刻苦，擅長死記硬背的女生，不利于聰明但好動貪玩的男生。溫儒敏的觀點如今又為這一話題貢獻了新鮮血液——語文也加盟到“女生學不好”的隊伍中。關于這一討論，在我看來有兩點值得再次強調：
其一，每個人生下來就受到家庭教育、社會期待、伙伴關系的影響，它們形塑我們，鼓勵或限制我們某方面能力的發展。目前以幾個月嬰兒為對象的性別氣質實驗仍然缺乏有效結果。因此，盡管不排除氣質、思維方法上存在先天性別差異的可能，但是在無法排除后天塑造的情況下討論這個問題，都是妄言。
其二，從高考的考試結果看，并不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官方統計顯示2016年，本科在校生中女生達53.44%，；而據艾瑞深機構統計，21世紀以來，高考女狀元也以超過52%的比例略勝于男狀元。高考表現上男女生并不顯著的差異很難說是考試本身帶來的。在校生的性別差異在博士階段才開始顯現（女生38.63%），而此時，就業、婚育等非教育因素已對女生的教育追求產生顯著影響。高考如果存在性別偏向，與其說體現在考試本身，不如說體現在考前和考后的相關環節。
溫儒敏在微博上為自己的言論辯解。
但我無意在這里加入對一人一事口誅筆伐的大軍，溫老師事后的反復澄清，雖更暴露出他缺乏反思的偏見，卻也表現出可與之溝通的敦厚誠懇。但我們顯然能夠意識到，這一事件絕不孤立：社會學家馮某、女德天后丁璇、模范富婆谷愛琳、婚戀教母ayawawa、國際導演馮小剛、當紅演員靳東、飯局達人小寬……近幾年公開的性別歧視言論、服從宣教，既不斷生產出新的輿論名人，又讓老面孔持續帶給我們新“驚喜”，加上新聞客戶端、微信公眾號每天孜孜不倦地推送諸如《背假包的女孩都很好追》、《旺夫女的八大特征》、《太美的女人老公不放心》……大眾媒體儼然已經成了性別歧視博覽會。考慮到我國女性社會勞動參與率（FLFPR）有所下降（參見歷年《中國勞動力市場報告》）、在《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排名10連跌，說當下性別平等面臨嚴峻挑戰，似乎不算危言聳聽。
像中國這樣背負傳統文化、經濟不夠發達的東方古國，性別不平等是再正常不過嗎？然而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現代中國曾為性別平等提供過非常有利，今天的女性仍然從中受益的物質、制度基礎，被溫儒敏說“對女生特別不利”的高考制度，正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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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只道是尋常：性別平等的物質條件
為什么要說物質、制度基礎？五四時期的女權運動在觀念上不可謂不先進：身體自主、婚戀自主、人格獨立……這些在今天仍舊有效的訴求就是當時的口號，且相對于1949年后，這一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參與者自發組織、自我動員，表現出更明顯的主體性。但是即便在民國教育已經獲得一定發展的30年代，受過教育、不是文盲的人口仍不到5%，而其中女學生又只占1/6（根據《申報》等報刊記載）；而參與就業、有家庭外收入的女性更不足1%。結果是，絕大部分女性，要么缺乏接觸平等思想的途徑，要么沒有經濟來源撐腰——就算有沖破藩籬的勇氣，也往往面臨“娜拉走后怎樣”的現實困境。
但1949年后，嚴酷的國際環境和社會生產要求呼喚更廣泛的生產參與；現代國家的建立呼喚走出家庭的新人——總之五十年代起，國家開始大力鼓勵女性參與社會勞動。農業上婦女參與分地、勞動記工分、工業上一次次招工潮，乃至之后的統包分配制度，都為婦女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尤其是進入重工業、技術行業等男性主導領域的機會。
盡管《女職工權益保護法》、《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很難完全落實；盡管每次用工收縮女職工都是首當其沖，但在家務勞動完全不被記入社會總生產（今天仍是這樣）的條件下，婦女參與社會勞動賺到的每一個工分、每一塊錢、每一張糧票都是給自己撐腰的底氣。在今天，中國女性勞動參加率雖不斷下跌，但仍遠超發達國家、保持世界領先。這不僅因為房價、物價的壓力要求雙職工家庭、雙份收入，也因為想讓已經走進社會廣闊天地中的人“回歸家庭”沒那么容易。
女性就業的有力助攻是社會福利的廣泛覆蓋。相信本文的讀者中仍有很多曾就讀于如今已大規模縮水、所有制變更的工廠、機關、農場附屬幼兒園、子弟校。當時只道是尋常，但如今回想起來，距離工作單位幾步之遙、上放學時間配合父母上下班時間、且教育資源相對平均，不要求課外補習的學校，對于家長，尤其是母親對事業的追求，是極其重要的后勤支援。即便在計劃生育還未實行的年代，忙碌的女醫生、女工程師仍然可以生育三五個孩子，這對于今天的我們，是難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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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解放與性別平等意識
回到教育制度上，1949年以來，婦女掃盲運動一直持續開展，即便在文革時期也沒有中斷。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以來，女童接受教育比例更是增長迅速。
另一方面不得不說的是，計劃生育制度客觀上極大促進了教育性別平等：在獨生子女家庭，即便是重男輕女的父母也不得不“把女孩當男孩養”，將有限的教育資源全部投入在她身上，將家庭希望寄托于她的“有出息”。而高考制度自1977年恢復之后，逐漸減少對出身、道德等因素的人為審查。盡管后來“一考定終身”的“分數論”因為過重負擔而廣受詬病。但在性別角度，能將那個帶有“英”、“珍”、“淑”、“玲”的名字封在裝訂線后，讓成績說話，無疑是極大的進步。誠然，仍然存在按性別提檔、美其名曰“平衡性別比例”的情況，但在大部分學校、大部分專業，錄取環節基本實現了性別平等。
計劃生育客觀上也促進了男女平權，圖為一張計劃生育宣傳海報。
乍看“高考改革不利于女生”事件，一位較少接觸互聯網的古稀老人，發表有些落后保守的觀點，非常正常、可以理解。然而仔細想想，出生于1946年的老先生正是成長在“婦女能頂半邊天”；女模范、女英雄遍地開花；婦女就業、政治參與運動如火如荼，甚至國家要求傳統男性優勢行業按比例招收女性的年代。電視互聯網乃至日常身邊，將性別歧視當作常識的在位者、前在位者們也大多“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整整一代人，可以如此順理成章、不留一絲痕跡地忘記現實對他們進行的性別平等教育，這是為什么？我到現在也不能夠完全明白。
一種存在的解釋是，在對經濟決定論思想的刻板理解下，五十年代以來的性別平等運動，和其他許多運動一樣，過于強調物質、制度上的平等，而疏于觀念建設。似乎經濟問題一旦解決，其他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因此，文化宣傳上下的工夫還遠遠不夠。尤其是，這一本質上由國家主導的解放運動，沒有也無意反思性別本質主義，沒有反思歧視性的性別話語并建立可與之抗衡的平等話語——女性地位上升了，但刻板的“女性氣質”仍然是貶低的對象，那些胸戴紅花、大放異彩的杰出女性只是被人為地“抬升”出了她們的自然性別。這使前一種上升也成了流沙上的城堡：其物質制度基礎一旦動搖，再美麗的樓閣也要土崩瓦解。
更何況，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觀念不改變，基層物質制度的落實也要打折扣。遇到阻力時，性別解放總得讓位于更“緊迫”的議題：因為男人抱怨“革命把我老婆革沒了”，《離婚法》在很多地區落實緩慢；因為家長抱怨“她不打工弟弟也上不起學”，女童輟學率總是居高不下。每每發生這樣的事情：一位積極的婦女代表、敬業的女教師、出色的女學者在國家鼓勵下成為了獨立自強的主體，可她們的丈夫卻不愿予以理解、支持——老電影《李雙雙》講的也是這樣的故事；甚至，她們放心地交給社會撫育的孩子，仍被培養成了驕橫自大的男子漢、怯懦無知的淑女。
凸顯女性主體性的老電影《李雙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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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都歸男孩嗎？
這一教訓至少讓我們明白，討論制度本身對誰有利不利這遠遠不夠，我們還要清算，那些觀念中的“女性氣質”，到底是什么來頭？前面提到，社會普遍認為，女生更為勤奮刻苦，喜歡下“苦工夫”、“笨工夫”，這在如今崇尚智力和創造力的社會當然不算溢美之詞，但對于升學總歸是優勢。教育學者孫云曉等著，2010年出版的暢銷書《拯救男孩》就是這一觀點的代表。此書認為，“在現在的學校，學習常常是一種模式化的智力活動，活潑好動的男孩身體被固定在座位上，天馬行空的精神世界更無處張揚”，使學校成了乖巧勤奮、“更能忍受”的女孩的天下，并因此呼吁開展素質教育，讓男孩獲得發展。
且不論“拯救男孩”這一命題本身有多可笑，亦不論乖巧勤奮的女孩是否生來如此。僅僅在五十多年前，關于性別和勤奮與否的關系，社會輿論還持有完全相反的觀念。公社集體大生產中，女社員總被懷疑嬌氣懶惰、積極性低。文藝作品鮮明地表現了這一印象：《小二黑結婚》中好逸惡勞的三仙姑、《鍛煉鍛煉》中溜奸耍滑、好吃懶做的“吃不飽“、“小腿疼”；《千萬不要忘記》中貪圖享受的丈母娘、《鐵木前傳》中賣弄聰明與風情的小滿兒……當女模范、女英雄刻畫著社會對女性的理想，這些“落后婦女群像”卻被認為描摹了女性的現實。而她們身邊的男性形象，則往往擁有那個時代的美德：勤勞、老實，像老黃牛一樣任勞任怨。這種觀點今天其實仍舊存在于像馮某一樣認為女生“讀研期間很少專心學問，混個文憑準備畢業”的人身上——只是不知道高考之前，因為天性勤奮而占盡便宜的女生，為何到高考之后就變得天性懶惰了呢？
《小二黑結婚》劇照
同樣的道理適用于“女生擅長文科，男生擅長理科”的觀點。現代化的客觀需求使得大部分時間，數理化都享有“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地位，只有1980年代文化熱中，文科，尤其是文學承蒙錯愛成為時代寵兒。而這一時期，高校中文系男生比例之高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詩壇文壇的弄潮兒大多為男生，而女生的文字能力則不被承認，大批女作家直到90年代文學退燒，才借商業出版獲得出頭之日。
事情往往如此——一項能力、一種氣質，如果被社會所鼓勵、贊揚，它就會被建構為男性的：智慧、勇敢、果斷、博學；而那些被時代拋于次要位置的能力和氣質則會落在女性頭上：忍耐、善良、敏感、多情。毫無疑問，稍微假以時日，這些觀念就會被社會培養成事實。因此女生和“小清新”、“小勵志”的關系，我們不好下定結論。只不過，筆者的高中時代還不算太遙遠，能記得我們班級里既不乏熱愛納蘭詞的男孩子，也大有專愛發議論的女同學，只不過老師給后者的評語，往往加上“文風有男子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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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別觀念和物質條件兩面夾擊
悲哀的是，在一篇豆腐塊文章里指出某種偏見的虛假再容易不過，可正是這些日積月累起來的虛假偏見，腐蝕著本來平等的制度，影響甚至決定著孩子們真實的生活。再舉一例，初中階段“女孩雖然前兩年學習好，但沒后勁；男孩開始貪玩，一懂事立刻就上來了”的說法相信大家并不陌生，這句被老師、家長、鄰里街坊有意無意一再重復的咒語，曾經是多少女孩懸在頭上的利劍，多少男孩肚里的安慰糖丸兒？
我看到微博上的討論，也回想起了自己初中時，因為成績好，整個初四，周圍有兩種聲音不絕于耳：“她學習這么好，肯定能考市狀元”、“小姑娘沒后勁，到了沖刺肯定完。”當我果然“應驗”了預言沒有考出第一，家長們幾乎是心滿意足地嘖嘴評論：“小姑娘果然不行”。
“小姑娘沒后勁”、“小姑娘理科不好就學文吧”、“小姑娘不適合搞競賽”。漫長的九年、十二年教育原本是場公平的賽跑，這些或古老、或新鮮、五花八門而又不負責任的偏見卻讓屬于女生的跑道變得荊棘叢生。而臨到報志愿的沖刺關頭，家庭和社會又“體貼”地勸她們不要加速：“小姑娘讀書不要離家太遠”、“小姑娘報志愿報穩一點”、“小姑娘選個輕松點的專業就好”。
經過高考，一只腳就踏入了社會的大門。如果說此前女生遇到的還只是觀念上的不平等，隨著畢業的臨近，社會為她安排的婚育任務擺在眼前，她將逐漸看見觀念的物質基礎：在空前飽和的就業市場上，很多當代社會的核心領域如信息科技、金融，以“要求全身心投入，不能因家庭分心”為理由拒絕向女性敞開大門；自由市場的逐利原則下企業盡可能縮減福利，圍繞孕產假的就業歧視層出不窮；很少的附屬托幼機構質量難以保障，多數家長不得不將孩子送往離家遙遠、上放學和上班時間沖突的幼兒園、小學；階層向下流動的焦慮迫使父母在家教、擇校、課外輔導上花費更大的精力……這一切的一切，都在拖累從中國到全世界的女性追求個人發展的腳步。2017年，《全球性別差異報告》的平等狀況數據首次出現世界性整體倒退，如果說微博上個別名人的言論是一片落葉，那么這或許就是背后的整個秋天。
社會正在慢慢發展，我們需要給予每一個人平等發展的權利。“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我們每個人都耳熟能詳，卻未必有很多人想過：如果一個社會中一半的人口都無法自由發展，這個社會將會失去什么。作為普通人，對全球氣候、對物質制度，我們或許做不了太多，但起碼對于無辜的孩子，屬于未來的一代，這個社會可以少一些偏見與傷害，多一分平等和尊重，讓他們，女孩和男孩們，可以在人生的最初十幾年，在自由的天地中，成長為健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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